刘元春：“印太经济框架”难以对中国地位构成实质性威胁，中国首先应做好自己的事

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元春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1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2719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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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太战略”是美国大战略的一个必然产物

 “印太战略”是美国大战略的一个必然产物，它标志着中国与美国大国之间的对抗在亚洲已经全面形成，未来必将进一步深化。我们需要站在历史的、战略的角度来理性认识“印太经济框架”以及它在美国未来举措中的地位和作用。

自从苏东垮台以后，“美国梦”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如何在全世界实现新自由主义一统世界的梦想，而中国毫无疑问是他们实现这个梦想的最大“绊脚石”。因此，美国精英阶层从来没有忘却过征服中国、瓦解中国的战略谋划和战略实施，只是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了不同的表现形式罢了。

特朗普上台后中美贸易战的全面爆发宣告了美国对华的“接触-松动-崩溃”战略全面转向“对抗-遏制-崩溃”战略，大国博弈走向激烈碰撞阶段。如果进一步细分，中美全面对峙期应该是从拜登政府在各个层面展开相应的遏制战略开始的。美国对华战略从特朗普时期的简单的遏制战略转变为拜登时期的“可控、可持续的遏制战略”。可控、可持续就表现为拜登政府认识到，要彻底战胜中国，一是要壮大自己的硬实力；二是要高举理想信念，形成“民主外交同盟战线”；三是要充分发挥美国技术、产业上的优势，以“技术遏制+产业链联盟”形成与中国进行中长期对抗的格局。

因此，“印太战略”是美国在经济层面“重返亚太”的核心举措，企图与中国所主导的亚洲战略或者RCEP相对抗，以防止中国在亚洲全面做大做强。未来，美国不仅会在亚太展开对中国的遏制，同时也会在“一带一路”、中亚区域有所行动。特别是俄乌事件之后，中美之间的对峙会从传统意识形态的对峙进一步深化到经济的对峙，逐步形成全方位地缘政治的对峙。美国一定会在战略纵深上，从产品种类、区域特色、政治经济相互融合这三个维度对中国进一步展开围堵。从根本上来讲，我们一定不要忘记美国对中国的这样一种战略设计和未来的深化。

二、长期来看“印太经济框架”收益与成本不对称，难以产生与中国的对峙效应

世界发展的势与运在于中华民族！我们从过去20年的变化就会看到，2009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的龙头；2012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亚洲出口的核心和枢纽。过去10年，中国在亚洲区域经济层面全面挤出美国的市场份额。因此，2014年奥巴马政府之所以要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全力推进“TPP”，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看到中国在整个亚洲区域化、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已经对美国产生战略性的冲击。

中国在亚洲全面崛起的态势会不会停止？答案是不仅不会停止，反而会进一步加速！亚洲时代的到来以及亚洲中国时代的全面到来，这是一种必然的历史发展潮流。因为亚洲自主的经济圈、产业链一体化的体系已经形成，牢不可破。美国要想在短短几年时间内逆转过去20年的变化以及最近10年的加速变化，是不可能的。

一个同盟要真正地形成必须要有几个要件。比如，一个安全同盟存在的前提就是必须要有共同的敌人和威胁安全的核心要素。最近大家会看到，俄罗斯犯了一些低级错误，在战争上授予美国以靶子，使整个欧洲陷入到冲突状态，使整个西欧和美国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敌人，给予美国整合西方世界的机会。未来在亚太区域，如果没有俄乌冲突这种极端情况出现，美国要想用简单的“民主同盟”理念来寻找到共同敌人是很困难的。因为大家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和平的民族，是与邻为善的民族，是一个倡导和平与发展、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民族。因此，我们与亚洲区域国家在一些安全问题上一直以来采取的是比较平和的态度。比如中国和印度在边境问题上的处理方式，就属于比较隐忍、理性的处理方式。很明显，美国一直希望拿中印之间的边境问题来形成他的安全核心纽带，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安全问题与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安全问题、美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安全问题具有本质差别。因此，如果缺乏共同的安全性敌人，印太战略的实施缺少一个根本性的基石。

再比如，一种经济同盟存在的前提就是，必须要有共同的收益，要有共同的成本分摊机制和共同的利益分享机制。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如果美国要建设一个排他的“印太经济框架”，使其他成员国没有新的收益，但却要承担排他的成本，导致成员们的收益与成本严重地不对称，那么这种同盟和契约不可能在经济上具有持续性。因此，只要中国不在经济上犯颠覆性错误，美国要想在亚太区域特别是亚洲经济圈和中国产生对峙效应，基本是不可能的。

三、在经济上维持中高速增长，在政治上避免不必要的错误

就目前来看，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来重构世界体系，而主导未来最为核心的力量来自大国必须处理好自己的内部问题。美国目前的社会分化，政治极化所带来的内部问题和分裂问题已经到了历史的一个高点。特朗普上台否决了奥巴马的TPP，拜登上台基本上否决了特朗普的孤立主义，这种轮换政治和否决性政治反映了美国很难形成真正的一致性战略。因此，美国时代的衰落是必然的。虽然这种衰落的速度很缓慢，但它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比我们面临的结构性问题要严重、要深层。

与此同时，我国只要将经济5%左右的中高速度增长保持5-10年的区间，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区域贸易的核心地位将持续延续和巩固。它所产生的区域虹吸效应是不惧怕其他因素的。目前全球面临滞胀，其解决方案需要中国、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全面的合作和加入，特别是中国，如果要想脱离中国来治理本轮滞胀，答案是无解的。因为在供给端再创造一个替代中国的制造业中心是不可能的，而供给端解决目前滞胀是战略核心制度，如果我们在需求端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全面紧缩来解决滞胀，在这样的政治格局和各国民粹主义全面上扬的时代，目前来看答案可能是很悲观的。

因此，如果治理全球滞胀和各国滞胀问题的药方主要在供给端，而供给端的答案在中国，这将决定不仅仅欧美需要与中国合作，东南亚更需要与中国合作。以往我们认为中国和东南亚会形成替代竞争关系，事实上这种看法是严重错误的。目前，整个东南亚和东亚体系的贸易一体化、垂直分工体系的互补性在全面提高。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滞胀更离不开中国市场。我认为，未来中国是解决很多事件问题的核心。因此，美国在区域上采取一些局部的举措，想要阻止这样的历史潮流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中国如何应对印太经济框架的挑战呢？一方面，我们在经济上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保持我们中高速的增长，要在创新机动、产业升级、数字化发展等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不能给予敌人以同盟纠集的抓手，要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错误，规避给予欧美借势产生合力的战略机会。我们只需解决好自己的事情，静等美国在内部矛盾和阵营分化的作用下给予我们全面崛起的机会。我相信，只要把我们的制度优势和战略优势发挥好，就能够应付美国的遏制战略，能够在未来持续的斗争中取得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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